大巴车在盘山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，我才看到那所学校。
三间瓦房，一面褪色的红旗，操场上长满齐腰高的杂草。校长老周在路口等我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，脚上的解放鞋裂了口。
“你就是新来的林老师？”他搓着手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很快又暗下去，“去年分来两个特岗，一个没待到开学就走了，另一个撑了三个月。”
我握了握他的手，把行李箱拎过泥泞的操场。身后传来孩子的笑声，几个脑袋从破旧的窗框里探出来，黑亮的眼睛像山涧里的石子。
“林老师，你教我们什么呀？”一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问。
“语文。”我说。
“语文好啊！”她咧嘴笑了，缺了一颗门牙，“以前的老师教我们唱歌，唱《送别》，长亭外，古道边……可是唱着唱着，老师就走了。”
我蹲下来，平视她的眼睛：“那我教你们一首不会走的歌。”
她歪着头看我，像在判断一个成年人说的话有多少可信度。
开学第一周，我摸清了底细。
全校四十三个学生，从学前班到六年级，混龄上课。三年级的小军乘法口诀背到“三七二十一”就卡住，因为他的手指头不够用了。五年级的阿朵作文写得最好，题目是《我的妈妈》，只有一句话：我妈妈去了广东，我想她的时候就看天上的云。
我没有急着上课。
第一天，我让学生们在纸上画自己的家。画完收上来，四十三个孩子，四十三座大山。有的山脚下画了房子，有的房子旁边画了两个人——这是有父母在家的。更多的是只画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，房顶上的烟囱画得又粗又弯，烟一直飘到纸的边缘。
“烟飘到哪里去了？”我问阿朵。
“飘到广东去了。”她认真地说，“我奶奶说，烟认得路，会去找我妈妈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住在学校隔壁的宿舍里，一张木板床，一盏白炽灯，墙上趴着一只壁虎。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些画。凌晨两点，我爬起来，在备课本上写下第一行字：不是孩子们需要我，是我需要他们。
第一个月，最难的不是教学，是生活。
水要从山脚挑上来，我第一天挑了四趟才把水缸灌满，肩膀磨掉一层皮。菜是村民轮流送的，有时候是一把豆角，有时候是几个土豆，最奢侈的是村长杀鸡那天，给我端来一碗鸡汤，上面飘着厚厚一层油。
“林老师，你吃。”村长把碗递给我，手背上全是裂口，“我们这穷地方，留不住人。你要是也走了，这几个娃就得去镇上读书，来回四个小时山路，你说他们读不读得成？”
我没有说话，把鸡汤喝完了，连碗底的碎骨头都嚼了。
可是到了第四十天，我还是差点走了。
那天母亲打电话来，声音是哑的：“你爸住院了，脑梗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”我挂了电话，蹲在操场边哭了十分钟。然后擦干眼泪，去找校长请假。
校长老周正在教室里用粉笔画画——他教美术，其实根本不会画，只是照着课本上的图描，描出来的大象像一头猪。
“你去吧，”他说，“课我替你上。”
我连夜赶了六个小时山路到县城，又坐了十二个小时大巴回到家。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，躺在病床上看见我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怎么瘦成这样？那地方吃不上饭？”
我摇头，说不出话。
母亲在旁边抹眼泪：“你说你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，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你同学有的进了大公司，有的考了公务员，你倒好，跑到山沟沟里当孩子王。”
我没有反驳。那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在坚持什么。
直到我收到一条短信，是阿朵借校长手机发的：“林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把《送别》的歌词默写完了，一个错字都没有。”
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，然后订了返程的车票。
回到学校那天，孩子们在路口等我。
他们排成一排，从山脚一直排到校门口，每个人手里举着一朵野花。阿朵站在最前面，把那束最大的花塞进我手里，说：“林老师，我们知道你会回来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因为你走之前把备课本留在桌上了，”她认真地说，“要走的人不会留备课本的。”
我愣在那里，被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穿了所有心思。
那天下午，我带着孩子们把操场上的杂草拔干净了。四年级的几个男生力气大，把歪了的篮球架扶正。女生们用野花编成花环挂在教室门口。放学的时候，整个学校像是换了一个样子。
我在黑板上写下第一堂正式课的内容——不是课文，是两个字：留下。
“今天我们学这两个字。”我说。
小军举手：“林老师，‘留下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明明可以走，但是选择不走。”
“那为什么要留下呢？”
“因为这里有舍不得的东西。”
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。阿朵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“留下”两个字，然后在旁边画了一座山，山脚下有一个小人，小人旁边写了一个“林”字。
第二年春天，县里来了通知，说我们学校可能要撤并。
理由是学生太少，师资太差，不符合办学标准。校长老周拿着通知单，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
“林老师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你说实话，这个学校是不是该撤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撤了，孩子们怎么办？”
“去镇上读书，住校。”
“多大的孩子住校？学前班的也住校？”
老周不说话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写了一封信，寄到了县教育局。信里写了四十三个孩子的名字、家庭情况、每天走多少山路来上学。我写阿朵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，先帮奶奶做早饭，再走两个小时山路到学校。我写小军的爸爸在矿上受了伤，妈妈一个人撑起家，如果学校撤了，小军就不能读书了，因为家里负担不起镇上的住宿费。
我把信寄出去之后，没有抱太大希望。
可是半个月后，教育局来了人。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学校待了一整天，听了我的课，看了孩子们的作业本，和每个孩子说了话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林老师，你的信我看了三遍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
“然后我决定来看看。”
那年夏天，学校没有被撤。县里拨了一笔钱，翻修了教室，建了一个小食堂，孩子们中午不用再啃冷饭团了。阿朵在作文里写：“学校的食堂不大，但是很暖和，因为做饭的阿姨会把火生得很旺，她说火旺了，饭就香了，饭香了，我们就长大了。”
第三年，我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，我给每一个孩子建了一个成长档案，记录他们的身高、体重、成绩、兴趣、梦想。阿朵的梦想是当医生，“因为奶奶的腰疼了好多年，镇上的医生看不好，我要当那种能治好奶奶腰疼的医生”。小军的梦想是当卡车司机，“因为卡车可以开到很远的地方，我想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”。
第二件，我申请了一个公益项目，给学校建了一个图书角。书不多，就两百本，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书。他们每天中午挤在图书角，一本一本地翻，有的字不认识就猜，猜不出来就问我。
有一次，小军拿着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跑来问我：“林老师，为什么天是蓝的？”
我解释了光的散射，他听得似懂非懂，但是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。
“林老师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的可真多。”
“你也可以知道这么多，”我说，“只要你读书。”
“可是读了书，就能看到天为什么是蓝的吗？”
“不止，”我指着山的方向，“读了书，你还能知道山那边是什么。”
他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那我要读书，读很多很多书。”
第四年，阿朵考上了县里的初中，是全校唯一一个。
成绩出来那天，她跑到学校来找我，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“林老师，我可以去县里读书了！”
“恭喜你。”我说。
“可是……”她突然犹豫了，“我去县里读书，奶奶一个人在家怎么办？”
“你奶奶会为你骄傲的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
“真的。”我说，“你奶奶腰疼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不去治？因为她想把钱省下来给你读书。你要是因为担心她不去读书，她才真的会难过。”
阿朵擦了擦眼泪，把那封录取通知书叠得方方正正，揣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她走的那天，我送她到山脚。她走出去很远，突然跑回来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我。
“林老师，这个给你。”
我打开一看，是她三年来写的作文，每一篇都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。最后一页写着：“林老师，你教我们不要怕山高路远，因为山顶的风景值得。我想去看看山顶的风景，然后回来讲给你听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。
风很大，吹得路边的野草东倒西歪，但她的路是直的。
第五年，我走的时候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不是不想告别，是不敢。我怕看到孩子们哭，也怕自己哭。
我把备课本留在桌上，把教室打扫干净，把图书角的书一本一本地摆好。临走前，我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：留下。
下面用小字写了一句话：“林老师走了，但是这两个字留给你们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人愿意为你们留下来。”
我背着包走到山脚，回头看了一眼。三间瓦房，一面红旗，操场上又长出了新的杂草。
然后我听到了歌声。
是《送别》。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
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校门口，排成一排，用他们跑调的声音在唱。阿朵站在最前面——她专门从县里赶回来了。小军站在第二排，个子已经长高了很多，声音变得粗粗的。
我没有回头，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。
但我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原地听他们唱完了整首歌。
歌声在山谷里回荡了很久。
后来我回到城市，进了公司，坐在格子间里，对着电脑屏幕。同事聊的是房价、股票、孩子的补习班。我偶尔说起支教的经历，他们会露出敬佩的表情，然后很快把话题转回去。
没有人知道，我经常在深夜翻出阿朵给我的那个本子，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，看她写的“林老师，你教我们不要怕山高路远”。
也没有人知道，小军后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说他在镇上读初中了，成绩中等，但是他一直在读书，读很多很多书。“林老师，我还没有看到山那边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只要一直走，总有一天会看到的。”
我说：“对，总有一天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里万家灯火。那些光很亮，但是没有深山里的星星亮。
阿朵后来考上了卫校，成了一名护士。她给我发过一张照片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医院门口，笑得眼睛弯弯的。“林老师，我没有当成给奶奶治腰疼的医生，但是我成了给别人治病的护士。你说，奶奶会为我骄傲吗？”
我说：“她一定会的。”
小军没有当成卡车司机，他去了深圳，在一家工厂里当技术员。“林老师，我看到了山外面的世界，很大，很好看，但是我还是想回山里看看。”
我说：“那就回来看看。”
他说：“会的，等我有出息了，一定回去。”
我问他：“什么叫有出息？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像你一样，能帮别人指路。”
我没有再说话。窗外的霓虹灯闪烁着，我想起五年前那个站在讲台上的自己，在黑板上写下“留下”两个字。
原来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座山。
